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任暨南大学董事长

11月15日，暨南大学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广州召开

11月15日下午，暨南大学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广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万钢出席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许又声，广东省副省长覃伟中致辞并向新聘校董颁发聘书。

会议宣读了敦聘董事长及增聘校董批文。本次增聘校董共11人，包括万钢董事长、谭天星副董事长、罗永纲副董事长、林如鹏副董事长、宋献中副董事长以及6位董事。

万钢在暨南大学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致辞

万钢指出，暨南大学历届董事会团结带领海内外校董为学校的发展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希望暨大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及学校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贯穿办学治校的方方面面，更好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远播至五湖四海；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擦亮百年侨校金字招牌。

万钢表示，暨南大学的发展凝聚着各位董事的心血和汗水，希望各位董事继续发扬老一辈校董爱国弘教的崇高风范，支持学校发展、助力华侨高等教育事业，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暨大的建设与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铸就新辉煌。

万钢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希望：

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握好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落实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办学特色，坚持立德树人，为国家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第二，突出学科特色，紧跟科学前沿，把握好发展方向，特别是找好新时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发力点。

第三，努力提升学校的科研能力，做好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为侨服务。

第四，发挥好侨校特色，更好地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许又声希望暨南大学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海内外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突出侨校特色，传承中华文化，擦亮侨校金字招牌；加快推进“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发挥优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统战工作大局。

会议听取了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作的《暨南大学工作报告》和董事会副秘书长陈永棋作的《暨南大学第八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万钢简历

万 钢，男，汉族，1952年8月出生，上海人，德国归侨，博士研究生，教授。2005年12月加入致公党。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1969.04—1975.10  吉林省延吉县三道公社知青

1975.10—1978.08  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学习

1978.08—1979.09  东北林业大学基础部物理教研室教师

1979.09—1981.12  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

1981.12—1985.04  同济大学数力系光测力学研究室教师

1985.04—1991.01  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学习，获博士学位

1991.01—2001.04  德国奥迪汽车公司技术开发部工程师，生产部、总体规划部技术经理

2001.04—2001.08  同济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

2001.08—2003.07  同济大学校长助理、汽车学院院长

2003.07—2004.07  同济大学副校长（主持工作）

2004.07—2006.12  同济大学校长

2006.12—2007.04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校长

2007.04—2007.08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同济大学校长

2007.08—2007.1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

2007.12—2008.03  致公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

2008.03—2016.06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

2016.06—2018.03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中国科协主席

2018.03—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第十二届中央副主席，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主席。

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直属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领导，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教育部、国务院侨办、广东省三方签约重点共建大学。

据暨南大学官网介绍，暨南大学董事会的职责是协助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办好暨南大学。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若干人，秘书长一人（由暨南大学校长兼任），副秘书长若干人（由董事兼任），每届任期四年。

董事职责：

（一）可提名推荐暨南大学校长、副校长人选；

（二）审议学校发展规划和工作报告；

（三）对学校工作提出质询；

（四）团结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对学校发展建设提供支持赞助，协助学校在境外建立暨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五）监督检查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捐赠款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六）协助学校开展与海外、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的交流与合作，推荐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和科学研究，为学校提供出国进修、进行学术交流的条件；

（七）推荐品学兼优的学生报考暨南大学。

据暨南大学董事会官网介绍，暨南大学是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也是最早设立校董会的学校之一。国立暨南学校校董会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于1922年3月成立，敦聘教育界、侨务界、实业界的著名人士史量才、黄炎培、张謇等17人担任校董。

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1963年2月9日成立暨南大学董事会，敦聘政府部门有关领导和教育界、侨务界以及海外、港澳知名人士为董事，廖承志任董事长。1970年，暨南大学被迫停办。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1978年6月9日廖承志主持召开复办后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复办暨南大学有关工作，审定了《暨南大学发展纲要（1978—1985）》，通过了暨南大学董事会章程。董事会的宗旨是：发扬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精神和支援祖国四化建设的积极性，协助政府办好暨南大学。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聘请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中的知名人士和国内热心教育人士担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廖承志继续担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

在廖承志之后，荣毅仁、钱伟长、戴秉国先后担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

致公党：致力为公、侨海报国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1925年10月，华侨社团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了中国致公党，积极参与了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1947年4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8年6月9日，致公党发表了《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1949年10月1日，致公党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领导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并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致力为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致公党诞生于海外，与国内外侨界有着天然联系。侨海报国，是致公党的宗旨所在；为侨服务，是致公党的责任与义务。早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公党递交了名为《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的提案。这是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份党派提案。70年来，致公党与时俱进，积极联络、支持和服务华侨华人和海外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着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断开拓侨海工作新局面。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致公党中央机关时，殷切希望致公党在新时期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切实做好“侨”“海”这篇大文章。7年来，致公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秉承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宗旨，不断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广泛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万钢自述：不忘初心渡重洋，百炼成钢报中华

当时正好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的佩特·迪茨教授到同济大学访问，当他看到课题之后就说我与他所做的课题很相近，如果我愿意的话，希望我到德国读他的博士。于是我下决心去德国留学，我想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经过了 3次非常严格的综合考试，我最终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1985年，我登上了留学德国的飞机。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是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所以工科类著称的高等学府，有着 200多年的历史。在机械工程、能源、环保方面颇具盛名。刚到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学校规定，凡是外国留学生入校都先要进行德语入学考试。当时我年轻气盛不服气：我的德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参加德语入学考试？

学校外办的老师很惊讶：两百多年了，来这里的外国留学生不知道有多少，但从来没有人说德语好到不需要考试的地步！于是安排几位教授跟我聊了整整一个小时，问了很多问题。结果是：同意免试。我也成为了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参加德语入学考试而直接就读的外国留学生。

攻读博士期间，我研究了定量研究固体波传播的整改和方法，并成功地开发了一项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这套技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用了十多年，且这一技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带出了 20多篇博士论文，推动了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低噪声设计专业的整体进步。

博士论文答辩后的一天，导师佩特·迪茨教授找到了我。这是一次“交心”的谈话，他希望我留校做一名教授带更多的研究生。期间，我给时任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是留下来还是回国？李校长建议我如果能到世界顶级的汽车制造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会学到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将来回国会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在 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带上博士毕业论文，走出校门，来到了奥迪汽车公司。

进入奥迪的第一年，我作为研发工程师，亲历了第一辆全铝车身 D2项目的开发。1993年，我参与了第一个全流程数字化设计开发体系，从造型、设计到试制、试验的全数字化流程。1995年，我调任涂装分厂，主导了第一个全水基漆自动化涂装分厂的设计与建设。1997年，我又主持了奥迪 A4整车生产线设计实施。

我在奥迪一干就是 11年，从基层工程师，做到了总规划部的高级技术经理。我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先后参与了 5种车型的研发，在轿车整车开发、车身设计和制造、数字化生产工程等方面主持完成了 15项技术关键课题，参与并主导主持了汽车产业的 4个世界第一，得到德国乃至世界汽车工业同行的认同和肯定。

1999年，应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邀请，我组织了德国汽车工业界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访问。这次回国给我的震动很大。当时国内盛行“汽车引进论”，认为中国没必要研究自己的汽车，我向国务院提出开发洁净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随后，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访问德国时，当面正式邀请我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工作。

2000年圣诞，当德国人开始欢庆节日时，我回到了同济大学。能够回母校把我对汽车的理解和实践传授给下一批同济人，我觉得太幸福了。我不是急流勇退，而是急流勇进。这股“急流”，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因此，放弃奥迪高级经理职位，我一点也没有犹豫。我心中一直眷恋着祖国，我的梦想一直是要让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汽车工业。

（来源：中新社、暨南大学新闻网、暨南大学董事会官网、致公党中央、《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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